凌晨零点四十四分

我第一次看见泊夜疗愈中心，是在连续工作了三十七个小时以后。 那晚急诊像一只吞不饱的胃。大厅里躺着醉酒摔伤的男人、发热抽搐的孩子，还有一位把胸痛忍到凌晨才肯叫醒儿子的老太太。我给老太太做胸外按压时，手腕内侧一阵阵发麻。监护仪拉出刺眼的直线，我却听见贺远山在身后问：“苏眠，你到底行不行？” 他是急诊科主任，也是最擅长在抢救室里保持衬衫洁白的人。 “再打一毫克肾上腺素。”我说。 “已经四十分钟了。”住院医小乔声音发抖。 老太太的儿子隔着玻璃跪下来。我想起另一个跪在抢救室外的人——三年前的我。那时病床上躺的是我母亲，负责抢救的人也是我。 我继续按压，仿佛只要不停手，那一夜就不会重演。 贺远山终于越过我，宣布死亡。时钟指向零点十七分。他摘掉手套，当着家属和全科同事的面说：“主治医生首先要有判断力，不是拿患者满足自己的救世主情结。苏医生最近精神状态不好，后半夜所有处置由我签字。” 他说得很轻，足够每个人听见。 三十七小时没有合眼是他排的班；夜班少两个人，是他把人借去参加院庆接待；如今“精神状态不好”成了我的个人缺陷。 我洗手时，小乔站在门边，小声说：“苏老师，排班表我存了截图。” 我盯着水流里淡红色的泡沫：“删掉。” “可明明是贺主任——” “删掉。”我抬高声音。小乔脸白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 镜子里的人眼窝青黑，嘴角向下，像我母亲去世前最后几个月的样子。我忽然不知道我保护的是小乔，还是那个不敢和贺远山撕破脸的自己。 一点半，贺远山准我下班，条件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前交一份“抢救反思”。我没有开车，沿医院后巷往分居后租住的公寓走。手机里有陆闻川三通未接来电。第四通正好打进来，我按掉了。 我们已经分居八个月。他每次问我睡得怎么样，听起来都像在问一件与他无关的病例。